1936（13）
9月15日、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目前政治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發言，著重闡明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和建立民主共和國問題。他說：民族資產階級在大革命時參加過革命，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革命。現在，由于經濟危機的加深，日本的壓迫，買辦資產階級在南京政權占據了絕對優勢，民族資產階級有轉變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事實證明，只有共產黨有力量領導抗日統一戰線，但這樣的領導是要爭取，現在正在爭取。國民黨也正在爭取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中間階級有成立新的政黨的可能，他們有廣大的群眾，但他們是動搖的，我們應當爭取他們。大革命時，我們同資產階級實行聯合，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聯合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的。現在重新與資產階級聯合，更應該由我們領導，這樣才能實現抗日的勝利。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加緊對南京以外各黨派的統一戰線工作，更能逼蔣走到抗日。我們改倒蔣為批蔣，改反蔣為聯蔣，而我們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國是當前的任務。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不是國民黨所說的西方現代國家，它是有資產階級參加的工人農民的國家。一旦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我們應該參加，但要保持共產黨政治上的獨立性。民主共和國一定要在群眾運動、紅軍和蘇維埃不斷擴大的條件下，才能建立起來。毛澤東還批評了過去中央蘇區在組織問題上的宗派主義錯誤，指出對“羅明路線”、對蕭勁光等人的處理是錯誤的，不讓瞿秋白隨軍長征也是不對的。十七日，政治局作出《中央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指出：“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從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擴大與鞏固共產黨，保障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獨立，和內部的團結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共和國得到徹底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
9月17日
致電彭德懷：“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陸續西運，甚速。已連電朱、張速以主力進占界石鋪。為配合打擊胡宗南，似有以我一軍團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動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內聶率之第一師宜集中行動，配合策應于靜隆大道北側，向大道繞擊，阻滯胡敵西進，同時以利我四方面軍北出界石鋪大道。”同日，與周恩來、彭德懷再電朱德、張國燾：我第一師已到靜寧、會寧北端的單家集一帶，紅四方面軍主力務須在三天內進占界石鋪及以西地段，否則胡軍乘汽車將在二三日內控制界石鋪。
9月18日
致信宋慶齡，對她自武漢分共近十年來的革命救國言論和行動，表示敬仰。希望她利用國民黨中委的資格作具體實際的活動，以“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于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信中說派潘漢年前來面申組織統一戰線的意見，與她商酌公開活動的辦法，并請她介紹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1〕等與潘漢年面談。
〔1〕吳稚暉，當時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孔祥熙，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李石曾，當時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北平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當時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長。孫科，當時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院長。
同日
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1〕，提出：要達到實際地停止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攻，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信中還說：“我相信我們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國口號，必為諸位先生所贊同，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民主分子實行真正抗日救國的最好方策。”
〔1〕章乃器，當時任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中國征信所董事長。陶行知，當時任曉莊師范學校校長。沈鈞儒，律師。鄒韜奮，新聞記者和出版家。他們都是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主要討論奪取寧夏問題。毛澤東發言說：今天討論一個軍事問題，就是奪取寧夏，大體計劃已定下來了。奪取寧夏是打通蘇聯、發展紅軍、開展西北局面和對日作戰的樞紐。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這一環。奪取寧夏的勝利，對開展局面有決定的意義，陜甘亦可鞏固。寧夏堡壘比較多，如果沒有群眾工作，專靠硬打是不行的。在這里，白軍工作、哥老會工作、回民工作是整個戰略計劃的一部分。加緊十一、十二兩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決定成立寧夏工作委員會，李維漢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并以葉參謀長名義指揮軍事。對于馬鴻逵，要堅決、迅速地消滅之。我們總的策略是聯合一切，但不聯合馬鴻逵，要估計到馬鴻逵是絕對無聯合可能的。對于土豪，目前一切不打。以后在不妨礙軍事行動時，原則上不打，但在紅軍需要時、群眾需要時，也可以打，并要估計到一切土豪沒有不站在馬鴻逵方面的。
同日
就奪取寧夏、打通蘇聯問題，同周恩來、彭德懷復電朱德、張國燾并致任弼時、賀龍：“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陜、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后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寧夏氣候比綏遠、青海、陜甘北部及甘西較暖，且是產大米區域，在西北為最富。紅四方面軍占領寧夏南部后，應頓住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兩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千祈留意，至禱至盼。”
9月21日
同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復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賀龍、任弼時、劉伯承、關向應：統一指揮十分必要，我們完全同意任弼時、賀龍、劉伯承、關向應四同志的意見〔1〕。周恩來因準備去南京談判，以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六人組織軍委主席團，指揮三個方面軍。主席團地點暫在同心城附近為宜。
9月22日
致信蔣光鼐、蔡廷鍇〔2〕，提出：“為達推動全國（包括南京在內）進行真正之抗日戰爭起見，特向先生及十九路軍全體同志提議，訂立根據于新的綱領之抗日救國協定〔1〕，擬具草案八條借供研討，并祈轉達陳真如〔2〕先生及十九路軍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適當地點正式簽訂。”
〔1〕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九月十九日致電朱德、張國燾，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指出：“胡敵由陜入甘，時機緊張，如我軍指揮不集中，兵力無具體適切部署，則良機可以都全失去。”并提出建議：“馬上以軍委主席團集中指揮三個方面軍作戰。岷縣朱張，陜北周王，應迅速親臨前線會合工作。”
〔2〕蔣光鼐，曾任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曾任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軍長。
同日
致信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3〕，指出：目前抗日救國大計必須進入具體實際的階段。蔣介石氏及中國國民黨一律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實為真正救國政策的重要一著。貴我雙方訂立抗日救國協定，實屬絕對必要。對貴方所提草案各條，提出敝方意見，略有修改，如荷同意，即祈諸位先生簽名蓋章，即成定案。如有尚待磋商之處，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確定。同日
致信于學忠〔4〕，介紹彭雪楓〔5〕去申述中國共產黨的聯合救國之旨；指出“西北停戰議和，首先貴我兩軍停止自相殘殺，實為刻不容緩”。
〔1〕指一九三六年九月中國共產黨草擬的《關于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
〔2〕陳真如，即陳銘樞，曾任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前身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當時均為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主要領導成員。
〔3〕李宗仁、白崇禧，國民黨軍桂軍首領，在兩廣事件中反對蔣介石。
〔4〕于學忠，當時任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國民黨軍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李濟深，參加發動兩廣事變，當時為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主席。
〔5〕彭雪楓，當時為中國共產黨派往山西等地做統一戰線工作的代表。
同日
致信蔡元培，希望他持抗日救國大義，起而率先，“以光復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撤廢其愛國有罪賣國有賞之亡國方針，發動全國海陸空軍，實行真正之抗日作戰，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于水深火熱之境，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召集人民選舉之全國國會，建立統一對外之國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國，致國家于富強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
同日
朱德致電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劉伯承，指出：張國燾不同意靜會戰役計劃，擬根本推翻。“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1〕的，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
〔1〕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九月十六日關于紅四方面軍繼續北上與中共中央及紅一方面軍會合的決定。
9月23日
在保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訪問，主要談聯合戰線問題。在解釋共產黨對國民黨政策的改變時說：主要有三個因素影響這種改變，第一是日本的嚴重侵略，如果不同國民黨合作，我們對日抗戰的力量是不夠的；第二，中國的民眾和許多愛國的官員都渴望國共兩黨為抗日救國而重新合作；第三，國民黨內的許多愛國分子也贊成同共產黨重新聯合。為了實現這一聯合，一定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給予民眾以民主權利；（三）發展國民經濟。在回答實行聯合戰線，共產黨是否放棄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時說：這要由反日運動的發展來決定。如果不救濟農民，反日綱領是不能實現的。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性質，它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但并不反對現在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
同日
同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致電朱德、張國燾并告賀龍、任弼時：已照來電向部隊大動員，擁護與慶祝會合勝利，并通知全黨全軍注重當前的政治任務，對過去爭論一概不談。林育英俟朱、張到達界石鋪大道即動身來前方。
同日
致電劉鼎：我黨與南京談判條件已交潘漢年帶來西安。張學良從中斡旋甚好，迅速達成和平統一，國家民族之福。蔣介石向西北進攻，我方已有相當準備，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擊，促其覺悟。
同日
致信李濟深，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負責人員來陜，能有專人常駐，溝通情意。信中說：“國難如斯，非有幾個純潔無私之政治集團及許多艱苦奮斗之仁人志士為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中堅，偉大的反日統一戰線之真正完成與堅持斗爭，是不能容易達到目的的。”
9月24日
致電彭德懷并告聶榮臻：接朱德來電，張國燾又動搖了北上方針，我們正設法挽救中。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機，請加派有力部隊南下交紅一軍團指揮，增兵界石鋪并分兵至隆德、靜寧大道游擊。至要。
同日
同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劉伯承，再次表明與張國燾之間的爭論應該一概不談，集中全力與團結內部，執行當前軍事政治任務。電報說：胡宗南部陸續入陜，企圖壓迫與削弱紅軍，隔斷中蘇，隔斷東北軍與紅軍，然后強迫我們就范，成立妥協。我們的對策：第一步驟似應集合三個方面軍于靜寧、會寧、定西一線及其南北，給胡宗南以相當打擊，使其不能達到隔斷紅軍、各個擊破的企圖。第二步驟以兩個方面軍占領寧夏，以一個方面軍控制胡宗南，占領寧夏是整個政治軍事上極重要一環。至于第三步驟則在占領寧夏之后，那時我們已得遠方幫助，處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綏遠，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電報還說：紅一方面軍一師已占領界石鋪，紅四方面軍宜以先頭師迅速進入，余部陸續北上。
同日
同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復電任弼時：“中央內部的團結一致，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必要條件。”“當前政治的軍事的總方針，已為大家所同意，則中央內部的團結已有充分保障無疑。關于統一指揮等問題，正依照你們的提議等待國燾同志等北上商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