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04）

10月2日

同朱德率紅一軍團從分宜到古水阜田，簽發紅一軍團進攻吉安的命令。

10月4日

在贛西南十余萬群眾與地方武裝配合下，同朱德指揮紅一軍團向吉安城發起總攻擊。守城國民黨軍鄧英〔1〕部及江西省警察大隊等四團兵力潛逃，紅一軍團攻克贛西南重鎮吉安城。隨后，連續解放泰和、安福、吉水、峽江、新干、清江等地，使贛西南根據地連成一片。

1〕鄧英，當時任國民黨軍新編第十三師師長。

10月7日

出席在吉安城中山場召開的軍民祝捷大會，并講話。大會宣告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成立，曾山、方志敏、陳正人、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五十三人為委員，曾山任主席。在大會上宣布《江西省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布告》。布告指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代表江西勞苦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完成全省總暴動，爭取江西首先勝利；驅逐帝國主義勢力，收回九江廬山租界；消滅軍閥制度；消滅一切反動派的武裝，武裝工農群眾；完成全省土地沒收與分配；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軍閥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工廠商店，凡是遵守蘇維埃政府一切法令的私人資本，準許其自由經營商業；一切革命群眾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當時還組成以李文林為負責人的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

10月13日

同朱德在吉安簽發紅一軍團移師北向的命令，規定紅一軍團向袁水流域推進。

10月14日

在吉安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名義致信中共南方局轉中央，報告攻克吉安的勝利和贛西南黨組織狀況等問題。信中指出：此次吉安暴動勝利，雖在軍事上沒有消滅敵人主力、繳獲大批槍械，但政治上的收獲卻是不小。吉安暴動勝利，無疑是贛西南豪紳、軍閥、國民黨統治的最后消滅，贛西南地方暴動的完成，是江西全省首先勝利的開始，猛烈擴大紅軍的好時機。信中對贛西南黨組織狀況的匯報，反映出受到當時肅反擴大化的影響，其中說：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為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進，決不能挽救這一危機”。此信還報告：紅一軍團于十月十八日可抵清江與紅五、紅八軍匯合，“即行占領南潯路進攻南昌，在那一帶將有大規模的決戰”。

10月15日

隨紅一方面軍總部離吉安北上。

10月17日

同朱德率紅一軍團進抵峽江，主持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全體會議。會議討論時局估量、行動問題、土地問題、資本問題，并均有決議。在討論時局問題時，毛澤東提出：我們認為統治階級的軍閥混戰，暫時決不能調和停頓，但也不會繼續擴大到底。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不能離開階級立場來分析，以為軍閥混戰會擴大下去，繼續到底，要知道階級矛盾超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時，反動統治階級，必聯合的來進攻革命”。在討論紅一方面軍的行動方向時，毛澤東提出：不要繼續攻打大城市，而要東渡贛江到革命根據地內部關門打狗。在敵強我弱和湘敵強贛敵弱的情況下，要避實就虛，以弱勝強。贛江西岸夾在湘江、贛江之間，機動范圍小；贛江東岸則地跨閩、浙、贛邊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據地內發動群眾參加戰爭，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等九人組成蘇區中央局，由項英、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彭德懷、賀龍、黃公略、葉劍英、鄧中夏、曾中生、鄧小平、劉伯承、周恩來、惲代英、李富春等二十五人組成蘇區軍委。

10月19日

鑒于部分軍團、軍的領導人堅持要進攻南昌，同朱德在峽江發布紅一方面軍命令，規定紅一方面軍先殲滅高安敵軍戴岳旅，占領高安。部署紅三軍團于二十四日占領高安城，紅一軍團第四軍協助殲敵。

同日

在峽江以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名義復信湘東特委，對總前委峽江會議關于時局估量等項決議，作簡要說明。其中，關于土地問題，指出：“我們認為一定要徹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對的，只有執行沒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爭取廣大的貧農群眾，才能徹底推翻封建剝削，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前途”。關于資本問題，指出：“我們認為目前無條件地沒收一切工廠商店是不對的，應該沒收反革命的商店與軍閥官僚資本的工廠商店，對于不是違反蘇維埃勞動法的資本，應用工人監督資本的方法來限制他，克服他的陰謀（移開資本，怠工不辦貨）。”

10月22日

隨紅一方面軍總部到達清江縣太平圩。紅一方面軍各部分別到達太平圩、黃土岡和新余的羅坊地區。

10月23日

獲悉中原蔣、馮、閻軍閥混戰即將結束，蔣介石已調兵準備進攻紅軍和中央根據地，在太平圩主持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擴大會議，集中討論時局和紅軍行動問題。會議依據敵軍部署情況，決定延緩進占高安，將部隊布置在袁水與瑞州河之間發動群眾，籌措給養，擴大紅軍，作好與敵決戰的準備。實現“有計劃有配合有步驟地爭取南昌、九江，爭取江西全省勝利之任務”。隨后，紅一軍團北移與紅三軍團靠攏。

10月下旬

蔣、馮、閻戰爭剛結束，蔣介石部署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十月二十八日，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兼任第九路軍總指揮。十一月二日，魯滌平將已到江西境內的七個師二十一個旅編成三路縱隊，限于五日前集中于袁水兩岸的指定區域，企圖消滅紅一方面軍于清江（今臨江）至分宜段的袁水兩岸地區。

10月25日

同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抵達新余縣羅坊。主持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會議討論紅一方面軍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敵人“圍剿”的問題。毛澤東根據國民黨軍閥混戰停止后，正調集軍隊向江西根據地推進，以及在全國范圍內敵強我弱的基本狀況還遠未改變等情況，提出不應打南昌，主張紅軍主力應先向根據地內退卻，依靠根據地群眾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條件，發現和造成敵軍的弱點，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變化，然后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軍于運動之中，以粉碎敵軍的“圍剿”。經過反復討論，絕大多數與會者贊成毛澤東的主張，認為當前不是進攻大城市的問題，而是積極防御的問題。二十六日，會議通過《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指出：“目前在敵人大舉增兵與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勢之下，單憑紅軍輕襲南昌、九江，而且紅軍相當給養都不具備，運輸條件十分缺乏，這無疑地要成為游擊的進攻，結果攻不下，又轉而他往，反使一省勝利延期實現。”“目前的戰略是在占領南潯路占領南昌九江的總目標之下，繼續吉安勝利，爭取進一步的勝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間一帶地區發動廣大的群眾，籌措給養，同時加緊后方的群眾調動與給養籌措，準備與敵人作大規模的決戰，消滅敵人主力，實現全省勝利。”

同日

中共中央發出致紅一、紅三軍團前委的指示信，指出：敵人正在加緊部署對紅軍的“圍剿”，“圍剿”的最主要目標是紅一、紅三軍團。“照今天的形勢來說，攻長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黨之最中心的策略如何組織革命戰爭擊破敵人的‘圍剿’與進攻”。指示信還提出，蘇區中央局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毛澤東代理書記。目前一切政治軍事指導統一集中到中央局。

10月30日

獲悉敵軍已開始對紅一方面軍和根據地進行“圍剿”，在羅坊主持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緊急會議。會議確定：對敵軍的大舉進攻采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把主力紅軍開到贛江以東根據地廣大區域作戰。由長江局代表周以栗向紅三軍團傳達會議精神。

10月下旬

在羅坊期間，從興國縣出來當紅軍的農民中找了八個人，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深入調查八戶農民家庭的詳細情況，主要了解土地斗爭后農村的經濟和政治狀況。這次調查使毛澤東對中農問題的認識更清楚了，對貧農與雇農之間的差別有了具體的了解。調查報告指出：中農、貧農、雇農都是土地革命的受益者，對中農來說政治權利的獲得是其最大收獲，那種認為平分土地要損及中農利益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貧農得到了土地，免除了債務，取得了政權，成了農村政權的主干和指導階級。雇農在田地的取得和婚姻問題的解決方面獲得重要利益，但由于他們的文化水平較低，因此在政治參與上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毛澤東在這次調查中所使用的方法是，首先提出若干個問題的調查綱目，向參加調查會的人逐一發問。同時和到會人一起討論，把討論的意見歸納起來，提出某一問題的結論，或解決辦法，再征得到會人的意見，大家同意了就把結論定下來。毛澤東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把調查得到的材料，經分析整理寫成《興國調查》。他在“整理后記”中著重指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

10月

聽取王懷、陳正人關于永新及中共贛西南特委所屬北路行委管轄地區的富農與貧農雇農在土地革命中斗爭情況的報告，寫出了《分田后的富農問題——永新及北路的情形》的調查材料。這個材料反映永新和北路地區的富農在春荒時期，主要采取囤積糧食和販賣工業品的方式，使春荒加重以剝削城鄉勞動人民；同時，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群眾開展春荒斗爭，“對富農堅決奮斗不讓步，一定要抑平谷價”，“阻止谷米流到白色區域去，只準在赤色區域互相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