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01）

1926年　

三十三歲

1月1日　

在《中國農民》第一期發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一文，指出，分析社會各階級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其經濟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狀況各不同，因而影響于其心理即其對于革命的觀念也各不同。”文章將中國農村分為八個階級：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游民。大地主“是中國農民的死敵，是鄉村中真正統治者，是帝國主義軍閥的真實基礎，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唯一堅壘，是一切反革命勢力發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對于現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態度。自耕農屬于小資產階級，其中又分三種：有余錢剩米的，在他們沒有明了真相之前，對革命取懷疑態度，“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恰足自給的，在革命中“取了中立的態度，但絕不反對革命”；每年要虧本的，“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頗要緊，頗有推進革命的力量”，“乃小資產階級的左翼”。這三種自耕農，一到戰時，“是全部可以傾向革命的”。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這三種農民雖同屬半無產階級，然經濟狀況大有分別”。“半自耕農之革命性優于自耕農而不及半益農”，半益951農的“革命性則優于半自耕農而不及貧農”，貧農“乃農民中之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雇農是農業無產階級，“此種人乃鄉村中甚感痛苦者，做農民運動極要注意”。游民無產階級，“很能勇敢奮斗，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文章最后說：“我們組織農民，乃系組織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手工業工人五種農民于一個組織之下。對于地主階級在原則上用爭斗的方法，請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讓步，在特別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豐廣寧等處最反動最兇惡極端魚肉人民的土豪劣紳時，則須完全打倒他。”

1月1日—19日　

以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身分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國民黨左派占三分之一。大會通過了黨務、政治、財政、軍事、宣傳、外交、工人、農民、婦女、青年、商人等決議案，選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大會決定繼續貫徹執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給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以黨紀制裁。

1月8日　

向大會作宣傳報告。報告總結兩年來在辦報、圖畫及口頭宣傳、重要事件宣傳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績。為“打破北方及長江的反革命宣傳”，中央宣傳部創辦了《政治周報》，每期發行達四萬份之多。報告指出群眾對改組后的國民黨的宣言和政綱有了新的認識，“反對帝國主義”、“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口號已深入人心。兩年來在革命宣傳和反革命宣傳相對抗之中，革命宣傳取攻勢，反革命宣傳取守勢，“這種對抗攻守的現象，乃中國革命勢力日益團結進取，而反革命勢力日益動搖崩潰的結果”。

1月9日　

同邵力子、陳其瑗、朱季恂、范鴻劼被大會主席團推選組成宣傳報告審查委員會，對宣傳報告進行審查并提出決議草案。

1月10日　

在《政治周報》第四期發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文章認為，國民黨右派的分離，是由于革命性質的變化、時局的變化，基于他們的階級性，而發生的一種必然現象。文章說：現階段的國民革命，既不同于英、法、德、美、日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同于中國的辛亥革命。“現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三個階級合作的革命”，“其結果是要達到建設各革命民眾統治的國家；其終極是要消滅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建設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聯盟（即孫先生所主張的人類平等世界大同）”。現在的局面與辛亥革命時完全兩樣：革命的對象已轉換到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由于工農階級分子加入，國民黨的組織逐漸嚴密完備起來；已經有了共產黨；在國際又突現了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蘇俄和第三國際，作了中國革命的有力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參加革命的人，現在只剩下了少數革命意志強固的還主張革命，大多數都因為畏懼現在的革命把革命事業放棄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隊伍里同著現在的國民黨作對。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著革命的發展和國民黨的進步，如筍脫殼，紛紛分裂。”文章說，中國現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一面是帝國主義為領袖，統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資產階級，組織反革命的聯合戰線，站在一邊；一面是革命的國民黨為領袖，統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組織的革命聯合戰線，站在一邊。中國的中產階級要實現其一個階級獨裁的國家是不可能的。文章斷言，代表中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的分裂，并不足以阻撓中國的國民革命，而革命派將因此成功一個更大的團結。在本期周報上，以《十二月二十日廣州的反段〔1〕大示威》為題報道了廣州十萬民眾集會并游行示威反對段祺瑞政府的情形。報道指出：從這次反奉戰爭可以看出，民眾沒有武裝的積極行動，其結果使人民仍然不能奪取政權，恢復其國家主人地位。又說，中華全國總工會等各大人民團體，聯合吁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督促國民政府準備出兵北伐。本期周報上，毛澤東繼續摘發一組從中央到地方以及軍隊中的國民黨組織和個人反對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的文電，共二十九件。所加的按語指出：“全國農工商學民眾團體，則全在左派領導之下。以此一月之間，反右空氣，彌漫域內。現在第二次全國大會業已開會，對于右派，當有嚴厲之處置。”

〔1〕段，指段祺瑞，北洋皖系軍閥首領，當時是北京臨時政府執政。

1月16日　

同汪精衛、陳孚木起草的《關于宣傳決議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案說：“一個政黨，只宣傳有利于群眾的理論和主義，斷不能使群眾與政黨在行動上采取一致的態度。所以抽象的宣傳，不能造成一個群眾的黨。唯有從事實上表示某黨對民眾的工作，才能造成一個群眾的黨。”“要使民眾相信本黨確能為他們在實際上謀利益。”宣傳部應當明白指出，“凡是贊同中國農民的解放運動的，就是忠實的革命黨員，不然就是反革命派。”決議案提出，“宣傳部應當是本黨最活潑、最敏捷的機關”，“是匯集本黨精神勞力，運用本黨精神勞力，指導精神勞力，來實現本黨政策的總機關”。

同日　

下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選舉，選舉結果，在三十六名中央執行委員中，有共產黨員譚平山、林伯渠、李大釗、于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七名；二十四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有共產黨員毛澤東、許甦魂、夏曦、韓麟符、董必武、鄧穎超六名；十二名中央監察委員中，有共產黨員高語罕一名。國民黨新右派戴季陶等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