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

1920(4)

7月初 離滬返湘。經過武漢,與利群書社創建入惲代英會見,商談在長沙開辦“文化書社”問題。

7月4日 湖南省教職員聯合會召開歡迎驅張代表大會。受歡迎的驅張代表名單中有朱劍帆、何叔衡、毛澤東(當時還未抵湘)、彭璜等二十七人。六日和七日,長沙《大公報》以《湖南改造促成會對于“湖南改造”之主張》為題,連續發表毛澤東復曾毅書。

7月7日 到達長沙,住在儲英源楚怡小學校。

7月9日 致信胡適,詢問在上海寫給他的信收到沒有,告以“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

7月20日 湖南學生聯合會在長沙《大公報》發表《全體學生終止罷學宣言》。宣言說,“現在湘局,雖僥幸解決,但來日方長,種種均待整理”。“雖然,我們此次的犧牲太大,所得的代價,殊不滿足。并且此次驅張,純系軍事上的色彩,轉足以重民眾的苦痛。自今以往,我們更應有徹底的覺悟,對于這種無價值的犧牲,絕對不干。要救湖南,事事須靠著自己,沒再做無謂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請愿。”

7月22日 譚延闿為防止直、皖、桂、粵各系軍閥勢力入踞湖南,同時也為緩和湘軍內部之爭,利用湖南民意,發表被稱為各省自治運動“嚆矢”的祃〔1〕電。該電稱:督軍制固宜廢止,但廢其名而存其實,或更擴大其權力如巡閱使、軍區長,則流弊必更滋多。湘人此次驅張,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擬即采行民選省長制,以維湘局。

〔1〕祃,即二十二日。

7月25日 與在長沙的湘潭教育界人士,在長沙大公報館開會,商討湘潭教育改進問題。會議決定成立湘潭教育促進會,毛澤東被公推為四籌備員之一,共同負責起草簡章。二十七日,湘潭教育促進會成立,毛澤東當選促進會文牘干事。三十日,湘潭教育促進會第一次干事會議決定起草促進會宣言書,由毛澤東主稿。

7月31日 毛澤東擬出促進會宣言書。指出:“教育為促使社會進化之工具,教育者為運用此種工具之人。故教育學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進化,乃能促社會使之進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進化,乃能吸收運用此種進化之學理及方法而促社會使之進化。”宣言對湘潭教育的腐敗情形,加以針砭。宣言書認為杜威教育學說“頗有研究之價值”。

同日 長沙《大公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發起文化書社》。文章說,現在全中國全世界都還沒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指出:“沒有新文化由于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于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于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許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那真是我們馨香禱祝、希望不盡的!”同年八月二十四日長沙《大公報》再次全文刊載此文時,將標題改為《文化書社緣起》。

8月1日 同王季范、方維夏、彭璜、易禮容等十余人,在楚怡小學為新民學會會員李思安等赴南洋開歡送會。

8月2日 與文化書社其他發起人在楚怡小學開成立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文化書社組織大綱》。大綱規定,“本社以運銷中外各種有價值之書報雜志為主旨”,“使各種有價值之新出版物,廣布全省,人人有閱讀之機會”。毛澤東與易禮容、彭璜被推定為籌備員。二十日,租用潮宗街五十六號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三間房子為文化書社社址。九月九日開始營業,易禮容為臨時經理。

8月8日 出席在長沙大公報館召開的湘潭教育促進會第一次全體會員會。會議通過毛澤東提出的“資送學生至長沙師范案”。次年一月,湘潭縣決定送五十名學生入長沙師范。

8月22日 姜濟寰〔1〕、易培基、方維夏、何叔衡等十余人在長沙縣知事公署開會,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會議指定何叔衡、毛澤東、彭璜、包道平〔2〕為發起俄羅斯研究會籌備員,進行籌備工作。

〔1〕長沙縣知事。

〔2〕新聞界人士。

8月下旬 在湘潭韶山休息。九月一日,回到長沙。8月上海“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該組織擬定一個具有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并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

9月3日 在長沙《大公報》新開辟的“湖南建設問題”專欄,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堅持先分省自治后解決全國總建設的觀點,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的主張。文章說:“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

9月5日 應湖南通俗報館長何叔衡邀請,參加《通俗報》第一次編輯會議。在會上發言說:《通俗報》是向一般群眾進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須淺顯、生動,短小精悍,要根據事實說話,不可專談空洞的大道理。此后,毛澤東還常在通俗報館約集新民學會會員談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

同日 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一文。文章說,四千年的大中國,只是形式的中國,沒有實際的中國,因為沒有基礎。大國家是以小地方為基礎,不先建設小地方,決不能建設大國家。又說,中國與俄國不同。俄國革命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認為中國目前條件尚不具備。“中國如有徹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但是不行”。因此,“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

9月6日 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絕對贊成“湖南們羅主義”》。認為湖南的農、工、商、學等最大多數人民是贊成“湖南們羅主義”的,但如果實行公民總投票,票箱掌握在少數反對者手里,“湖南們羅主義”還是不能實現。所以要把票箱拿在最大多數人的手里來。

9月6日、7日 在長沙《大公報》連續發表《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文章認為,幾千年來,湖南由于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全中國無政府,全中國大亂而特亂。我料定這種現象至少尚要延長七八年。以后中國當大分裂,大糜爛,武人更橫行,政治更腐敗。”在這當中必定要發生一種新現象,“由式人、官僚的割據壟斷,變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這是必至之勢。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徹底的總革命”。

9月10日 晚上,在第一師范同張文亮談話。次日,張文亮給陳獨秀發一信,請介紹俄國情況,并寄些書報來。

9月13日 譚延闿以地方自治為名,企圖包辦“制憲”,召集官紳名流和省議員開“自治會議”,提出“湖南自治法”,省議會即以“民意機關”自居,并組織“自治研究會”。二十三日,譚延闿決定由省議會制訂一憲法會議組織法,根據這個組織法召集制憲會議。后因輿論反對和湘軍內訌,制憲會議沒有召開。

9月15日 參加在文化書社召開的俄羅斯研究會成立會。與會者一致認為,“研究俄國學術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腦筋陳腐的人,盲目反對,是不中用的”。會議公推姜濟寰為總務干事,毛澤東為書記干事,彭璜為會計干事并駐會接洽一切。會議決定派張丕宗赴京轉赴俄國,郭開第在船山學社辦俄文班;還討論發行俄羅斯叢刊問題。

9月25日 邀一師附小文書張文亮和陶毅、楊開慧等到文化書社會見。下午同游岳麓山。

9月26日 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起了》。文章說:湖南自治運動,固然要從理論上加以鼓吹,但不繼之以實際的運動,終究不能實現出來。文章針對譚延闿的官辦“自治”,提出“湖南自治運動是應該由‘民’來發起的。假如這一回湖南自治真個辦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斷言這種自治是不能長久的。雖則具了外形,其內容是打開看不得,打開看時,一定是腐敗的,虛偽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9月27日 在長沙《大公報》發表《釋疑》一文。這篇文章是為了消除一種以為不懂得政治法律,對湖南自治問題就不敢出來說話的疑慮而寫的。認為這種疑慮,“還是認政治是一個特殊階級的事,還是認政治是腦子里裝了政治學法律學身上穿了長褂子一類人的專門職業,這大錯而特錯了。”“俄國的政治全是俄國的工人農人在那里辦理。俄國的工人農人果都是學過政治法律的嗎?大戰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觀。從前的政治法律,現在一點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里,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里。他們對于政治,要怎么辦就怎么辦。他們對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極淺的事,毫沒有什么精微奧妙,毫不要根據哪一部法典,或哪一家學說,只是打斷從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縛的葛藤,湖南境內事,統歸湖南人自辦。”并說,“‘法律學’是從‘法律’推究出來的,‘法律’又是從‘事實’發生的,我們但造我們湖南自治的事實,不要自治法,也未嘗不可以”。

9月28日 在長沙《大公報》發表《再說“促進的運動”》一文,著重說明湖南自治,不是少數做官的或“做紳”的發了心要辦便可以實現的;沒有許多人做促進的運動,是辦不成的。

9月30日 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時評,批評譚延闿提出的“湘人治湘”的論調。指出:“湘人治湘”仍是一種官治,不是民治。它“把少數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隸”。我們主張的是“湘人自治”,鄉、縣、省完全自治,鄉長、縣長、省長實行民選。

9月 應湖南省教育會長兼第一師范校長易培基聘請,任一師附屬小學主事(至一九二一年夏),被一師校友會推舉為會長(連任兩年半)。毛澤東在附小教學方面實行一些改革,設園藝、畜牧、印刷等實習課,要學生注意社會實際問題。他題寫的一幅對聯“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掛在附小禮堂,以勉勵學生。為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把一九一八年四月停辦的工人夜校恢復起來,還在初小部開辦平民夜校和失學青年補習班,并主持教學工作。

秋 同十幾位新民學會會員發起組織星期同樂會。每至星期日,到長沙近郊名勝古跡,如天心閣、水陸洲、碧浪湖等處聚會游覽,作詩文,交談個人的思想、工作和學習。有時也邀請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參加,用自己掌握的思想影響他們。

10月5日 與長沙《大公報》主編龍兼公等,應邀參加各界合署發起的自治運動聯席會議。龍兼公、毛澤東相繼發言,說湖南處此稍縱即逝的局勢下,應將自治憲法于最短期內實現,“由湖南革命政府〔1〕召集憲法會議,既于理論上說得通,又于事實上做得到”。

〔1〕指譚延闿政府。

10月5日、6日 長沙《大公報》發表由毛澤東、彭璜、龍兼公三人提出、三百七十七人簽名(幾天后增至四百三十六人)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建議書認為,譚延闿出兵驅張,召集湖南自治會議,均屬“革命行動”,他組織的政府“確是一個革命政府”。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由譚政府召開人民憲法會議,以免亂生枝節,比較現實。人民憲法會議代表,必須實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選舉。由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憲法,根據憲法產生正式的湖南議會、湖南政府,以及縣、區、鄉自治機關,至此“新的湖南乃告建成”。

10月6日 省學聯發出致各團體和各校信,請選派代表于七日開聯席會議,并訂于十月十日舉行市民游街大會。信中說,“湖南自驅張成功以后,政府所籌劃,人民所仰望,報紙所鼓吹,咸集中于地方自治一點。誠以不能達到完全地方自治,則政治腐敗如故,人民痛苦無減,新湖南即無由建設。顧欲達到完全自治目的,此際實是唯一又最好之時機。”信中指出:“雙十節舉行市民游街大會一次,一以警告政府,一以喚醒同胞,庶幾人民憲法會議早日實現。”

10月7日 參加學聯召開的省城各團體各報館代表聯席會議。會議決定雙十節舉行自治運動游行請愿。推舉龍兼公、毛澤東起草以湖南省城全體市民名義呈省長請愿書。

同日 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為湖南自治敬告長沙三十萬市民》。說湖南自治運動能否成功,首先決定于長沙三十萬市民。“西洋各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無一不起于市民運動”。

10月8日 出席在省教育會舉行的關于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的各界建議人四百余人大會,被公推為大會主席。會議同意“湖南人民憲法會議的選舉法和組織法要點”,推舉方維夏、陶毅等十五人為代表,將“要點”和請愿書送交譚政府。九日,譚延闿接見十五名代表,稱“諸君所說,兄弟很表贊成,會同起草,兄弟意思就本諸君請愿書,即日函知各團體”。

10月10日 參加長沙各界約兩萬人的市民游街大會。游行隊伍到湘軍總司令部要求譚延闿接見,譚向代表滿口允諾:“我已允許即行召集人民憲法會議,諸君的要求,我一定可以照辦”。游行隊伍經省議會時,由于群眾對包辦“制憲”不滿,有人將議會的旗子扯下。

同日 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的雙十節增刊,發表《反對統一》一文,堅持“大中國”沒有基礎必須促成各省自治的論點,反對南北軍閥的和議與統一。

10月11日 同龍兼公起草的湖南省城全體市民致譚延闿的請愿書,在長沙《大公報》發表。請愿書對召集人民憲法會議的組織法和選舉法提出六點要求,認為人民憲法會議“應采革命精神,打斷從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決自主,不仰賴中央,不依傍各省,鏟除舊習,創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義及社會主義,以解決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特別難點,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慘。”

10月21日 代表制憲請愿團參加由自治期成會等召開的各公團聯席會議。自治期成會等六團體提出仍由省議會起草憲法,要求表決。毛澤東、龍兼公等代表制憲請愿團和報界聯合會,聲明不加入表決。至此,湖南自治運動宣告失敗而終止。

10月22日 出席文化書社第一次議事會,向會議提出《文化書社第一次營業報告》〔1〕。報告說,正式約定與本社進行出版物交易者,有上海的泰東圖書局、亞東圖書館、中華書局、群益書社、時事新報館、新青年社,北京的北京大學出版部、晨報社,武昌的利群書社等十一處。經由李石岑、左舜生、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信用介紹,各店免去押金。經多方籌辦,時經一月之久,即正式營業。營業范圍為書、雜志、日報三類。據該營業報告統計,在已經銷售的二百一十二種書刊雜志中,《新青年》、《新潮》、《勞動界》、《新生活》等銷量最多。

〔1〕這個報告,總以文化書社籌備員易禮容、彭璜、毛澤東三人名義提出的,由毛澤東起草。

10月26日 受長沙《大公報》聘請,為蔡元培、吳稚暉等人來湘講演作記錄〔1〕。隨后將整理的七篇記錄稿在長沙《大公報》陸續發表。

〔1〕長沙《大公報》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日連日刊登《編輯部特別啟事》,內稱:“此次國內外名人來湘講演,于學術改進,文化宣傳,所關甚鉅。本報為謀各界快睹起見,特請北京大學哲學士李君濟民、北京大學文學士楊君文冕專記杜威、羅素兩先生演辭;唐君漢三、金君緘三、毛君澤東分紀蔡(元培)、章(太炎)、張(溥泉)、吳(稚暉)諸先生演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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