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大上海：毛澤東的考慮與決策

　　淮海戰役即將結束之際，毛澤東所考慮的已不光是渡江作戰的問題，而是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大事。因此，對如何奪取和接管好上海這座大城市，就更為關注。
　　解放前的上海，是座有500多萬人口，1．2萬多家工廠，6萬多家商店，工業總產值和貿易額分別占全國一半的世界聞名的大城市。怎樣才能使這座大城市不因奪取她而遭戰火毀壞，怎樣防止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搞“焦土政策”，解放以後，又怎樣使其很快恢復和發展生產，毛澤東為此而嘔心瀝血，他集中了全黨智慧，適時而果斷地作出了許多有預見的戰略決策。
　　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黨中央早就在作組織準備工作了。1948年12月，黨中央就致電上海局選派30～50名幹部，去東北解放區學習城市管理。1949年2月3日，黨中央又致電各地要抽調幹部隨軍南下，並具體要求華東和華中抽調1.5萬名幹部加以培訓，於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待命”。被抽調參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幹部中，許多人對上海情況較為熟悉，有的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和技術人才。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親自點名原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潘漢年、夏衍、許滌新從香港迅速趕回北平接受任務，準備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當他們到達北平後，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領導同志分別接見了他們，對接管上海的許多準備工作，都作了具體交代。5月12日晚10時，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接見了他們，聽取了潘漢年對香港情況的彙報。毛澤東很注意港英當局對我們的態度，潘漢年等人回答了毛澤東的一些詢問。當潘漢年請毛澤東對接管上海工作作指示時，毛澤東說：總的方針中央已經給陳毅、饒漱石發了電報，重要的一點是盡可能完好地保存這個工業城市，不要讓國民黨實行焦土政策。至於具體作法，可以按恩來給你們的指示辦理。那天接見時毛澤東的情緒很好，在潘漢年作彙報時，他幾次很風趣地插話，他把潘漢年叫作“小開”。這位長期在敵佔區做情報工作的幹部毛澤東對他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對於誰去主持解放後的上海的工作，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夕召見劉伯承、陳毅時，就說，黨中央的意思要陳擔任未來的上海市長，想聽聽陳毅本人的意見。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召集華東局的領導同志討論進占上海的問題時，又提出了“慎重、緩進”的方針，他甚至把進入上海看作是中國革命的“一大難關”。難在何處?陳毅後來解釋說，當時中央擔心兩大危險：一是我們打上海，美國出兵干涉；二是我們接管搞不好，進城後停工停電，大混亂，上海變成一座“死城”。黨中央、毛澤東後來領導上海軍民闖過了這個難關。
　　為了統一指揮百萬大軍渡江作戰，統籌華東和中原戰略區對軍隊的支援，搞好對上海等江南城市的接管，1949年2月，黨中央決定將淮海戰役期間由第二和第三野戰軍的主要負責人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等五人組成的總前委，繼續行使職權；並決定增補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陳賡四同志為華東局委員。3月14日，黨中央又決定鄧小平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陳毅為第二和第三書記。與此同時，對奪取和接管上海批准組建了兩套班子，即以陳毅等為主，有5000多名幹部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以粟裕為主的三野前委，統率第9和第10兩個兵團、8個軍(後增至10個軍)，準備以軍事手段，強行奪取上海的戰鬥部隊。1949年5月20日，黨中央致電華東局，同意陳毅、粟裕為上海市軍管會正副主任，下設財經、文教、軍政三個接管委員會。電文中除同意財經接管委員會以曾山為主任，許滌新、劉少文為副主任外，“必須吸收一部分產業界民主人士及職工中有威望的領袖參加”；中共華東局上報的文教接管委員會由範長江任主任，中央在審批時，毛澤東提出上海市的文教系統“規模太大”，主任“應由陳毅兼”，最後，中央批復中，陳毅為主任，夏衍、錢俊瑞、範長江、唐守愚、戴伯韜為副主任，“亦須吸收一部分黨外文化工作者參加”……可以說，參加接管上海的許多主要成員和上海解放後準備擔任主要領導工作的幹部，都是經過毛澤東逐個審定的。這些重要的決策，為更加有效地奪取和接管好上海，從組織上提供了勝利的保證。
　　在制訂接管上海的重要政策時，毛澤東除了親自查閱資料，召開座談會，瞭解上海的情況外，在雙清別墅還幾次召見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負責人劉曉聽取上海情況的彙報，弄清上海有多少工人階級，有多少資產階級，有多少小資產階級，有多少失業工人，並對上海的幾百萬市民作了階級分析。毛澤東除了審查修改中央下發的許多政策檔外，還親自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即《約法八章》，對黨在新解放區的政策和全黨全軍全民必須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條文規定。華東局、華東軍區和三野領導機關，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有關指示精神，也都先後制定和下發了《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守則和紀律》和《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等有關具體的政策紀律規定，這些規定，對統一全黨全軍行動，穩定新區人心，團結人民、分化敵人，都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