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交友之道

毛澤東曾經說過：“待朋友，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從其交友往事和軌跡中，不難感受到偉人的高尚情操和統戰藝術。
　　登廣告找到“三個半朋友”
　　1915年9月，22歲的毛澤東正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在這裏，毛澤東漸漸地感到，要徹底改造一個社會，一定要有許多志同道合的人，結成一個強有力的團體才行。他在致好友黎錦熙的信中說：“兩年以來，求友之心甚熾。”於是，他化名“二十八畫生”，在報上刊登一則向長沙各校征友的啟事。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憶及此事：“我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三個半人回應。一個是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但是以後轉向了。另外兩個青年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分子（毛未明指，具體是誰無從得知）。那‘半’個回應來自一個沒有明確表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聽了我要說的一切之後，沒有提出任何明確建議就走了。”
　　後來，毛澤東的周圍逐漸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慢慢地我開始認為需要一種更嚴密的組織。1917年，我和幾個朋友發起成立新民學會。”學會成立後，隨即加入的會員有何叔衡、李維漢、熊瑾玎、陳昌、周世釗、熊光楚等九人。
　　農民朋友和綠林朋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在蔣介石開列的被通緝的197人名單中，毛澤東名列第九。不久，中共五大召開，總書記陳獨秀的權威受到挑戰。據時在中央機關工作的鄭超麟說：“毛澤東也有資格爭取總書記的位置。可是1927年初他不留在武漢活動，而是去了湖南調查農民運動。”——當毛宣導農民運動時，自己已然身入其中，用他的話說，“我所愛、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沒有錢的窮人”。
　　當選為黨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後，瞿秋白曾要留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毛又毅然表示，他要上山去結交綠林朋友，去開展土地革命的鬥爭，請求中央批准。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成功改造了袁文才和王佐兩位“山大王”，充分顯現了他的統戰才能。他以團結、信任的態度，與袁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與綠林交朋友，是毛澤東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確定朋友的一個典範。毛澤東在袁王二人的幫助下，不僅創建鞏固了第一塊革命根據地，還學會了綠林遊擊戰術，挫敗了國民黨的一次又一次“圍剿”和進攻。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念及袁文才和王佐（二人於1930年被錯殺），親自在山上接見了兩人的遺孀，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懷念，稱讚袁王為中國革命勝利做出了貢獻。
　　毛澤東多次說：“共產黨人總不能忘恩負義吧。”凡過去幫助過他的人，毛澤東總是找機會報答。如郭耿元，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生意時，曾掩護過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得知郭生活困難，在1954年給他寄了人民幣200元。賀曉秋，早年和毛澤東參加韶山地區農民運動，為此，家裏30多畝田丟了，為逃避反動勢力的追捕，他帶著老婆孩子流落他鄉。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給他寫了信，後來得知他兒子賀鳳生患病，還給他寄了300元錢作為治病費用。
　　與摯友李達之爭
　　毛澤東曾說過：“你們不把我當領袖不行，總是把我當領袖我也受不了。”毛澤東認為，對朋友要真誠、坦誠。毛澤東與李達的交往即是很突出的實例。李達是湖南零陵（今永州）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毛澤東的摯友。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來武漢，曾多次與李達晤談。
　　1956年夏，毛澤東在東湖客捨下榻時，對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梅白說：“有一個人要見我，你們誰也不能擋。”梅白問：“哪個？是不是李達同志（時任武漢大學校長）？”毛澤東道：“我叫他鶴鳴兄，他叫我潤之，只要他來，隨來隨見。”李達第一次來見毛澤東，毛澤東同他激動地擁抱。李達開口：“主……主……”沒有說出“主席”二字。毛澤東接上說：“你主……主什麼？你是一大的中央宣傳局主任，我以前叫過你主任沒有？你過去一直叫我潤之，我叫你鶴鳴兄嘛！”李達慚愧地說：“我一生遺憾的是，沒有同你上井岡山，沒有參加二萬五千裏長征。”毛澤東說：“你遺憾什麼？施耐庵的《水滸傳》上，不是有個黑旋風李逵，你比他還厲害。他只有兩板斧，你有三板斧，一斧砍了胡適先生，一斧砍了張東蓀，一斧砍了江亢虎。”還說，“你是理論戰線上的魯迅。你的《社會學大綱》，我佩服之至，批印發各個根據地。”
　　1958年9月，在一次晤談中，李達同毛澤東為一個口號問題發生分歧和爭論。
　　那一年，湖北鄂城縣委門口貼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標語口號。武大的實習學生看到這條標語，回校告訴李達。李達很生氣，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是有條件的。這種講法是唯心主義，屬於哲學問題。毛澤東來到武漢，李達打電話給梅白，說“我要見潤之”。不料，兩人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句話發生了爭執。衛士長李銀橋要安排吃晚飯，想緩和一下氣氛。李達卻不願留下來。毛澤東只好叫梅白送李達回家，並說：“今天你火氣很大，我火氣也不小。你以國計民生為重，我也這麼主張，在成都會議上說過頭腦要熱又要冷。”

對這次爭論，毛澤東後來自我批評說：“孔子說過：六十而耳順，我今年六十五，但不‘耳順’，聽了鶴鳴兄的話很逆耳，這是我的過錯。過去我寫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這次我自己就沒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澤東還叫梅白轉告李達，感激他的幫助，約他再談。李達聽了梅白轉述的意見後，感動地說：“還是潤之氣量大，君子之過如同日月，其過也人皆有之，其更也，人皆喻之。”
　　另外，作為詩人的毛澤東還與柳亞子、郭沫若等成為詩詞方面的摯友，並有許多唱和。
　　右派朋友
　　毛澤東有過一個講話，他說：“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穀城，張治中，一個人不接近幾個右派，那怎麼樣呢？哪有那麼乾淨的！接近他們就是調查研究麼！”
　　毛澤東與張治中是在重慶談判中認識的。後來，他們來往頻繁，彼此之間無拘無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58年9月，毛澤東請張治中隨他一起視察大江南北。途中，談到張治中的《六十歲總結》，毛澤東笑著說：“你在《六十歲總結》上說，你‘從1949年起已經感到高興了’，我不相信，”又說，“我就沒有感到高興過，舒服過。我1955年走了幾個省份，看到農業合作社已經超過半數戶口了，我才有點高興；可是1956年刮起一陣歪風，就是冒進了，趕快後退，我又不高興了。到今年，看到工農業發展的情況，我才真正感到高興。”
　　張治中解釋說：“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見，這是您我所處的地位不同之故。您說在1955年之前並不感到高興和舒服，這是因為共產黨建立了政權，您就要考慮怎樣把國家搞好，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千斤重擔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興而舒服了。而我，是從舊社會來的，在反動統治下勾心鬥角，貪污腐化，眼看國家這樣敗壞下去，所以一直在苦悶中生活，感到無能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產黨和您的英明領導下，一切都有了辦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興而舒服了。”
　　兩人各抒己見，暢談感受。之後，張治中把每天的見聞，特別是毛澤東的言論行動都寫成日記，整理成冊，題名《真摯、親切、爽快、率直、英明、偉大的人民領袖》。這表明毛澤東與張治中的交往是非常真誠的。
1959年8月1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在講話時說：“我喜歡交幾個右派朋友，這是黃克誠說的，周圍要有幾個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釗、黃炎培我都談得來，有個比較；連右派都不知道，那怎麼行。在中國社會做工作，沒有幾個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確。”
　　外國朋友
　　毛澤東一生結識過不少外國友人，比如馬海德、愛潑斯坦、李敦白、史沫特萊等等，其中與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關係尤為密切，友誼長達幾十年。
　　1972年年初，當得知斯諾臥病在床、生命垂危時，毛澤東親自派周恩來和中國醫護人員前往瑞士斯諾家中，給予他無微不至的治療和關懷。
　　毛澤東不僅對一切向中國表示友好的外國人士坦率、真誠、念念不忘，而且對有著共同信念、理想的兄弟黨的領導人更是熱情親切和不拘形式。
　　20世紀50年代的一個夏天，一位新華社記者親眼目睹了這樣一件事情。當他冒著酷暑趕到毛澤東的書房，看到毛主席正給客人——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遞去一條熱毛巾，請這位遠方來客擦汗。接著，毛澤東笑著對在座的人說：“他是應我私人邀請來走親戚的，不發消息，也不照相。”然後就勸胡志明把汗衫也索性脫掉。這時，記者才發現胡志明赤腳穿著越南有名的“抗戰膠鞋”，被汗水浸濕的襯衫已經脫掉，只穿件汗衫。毛澤東一邊給胡志明扇著扇子，一邊說：“別客氣了，在這裏就像在家裏一樣嘛！”胡志明於是脫去汗衫，袒露著上身，與毛澤東開懷暢談起來。
　　這情景使記者十分感動，不由想起印尼總統蘇加諾在訪華觀感中談到過的：同毛澤東相處，毫無拘束之感。像這樣同毛澤東一見如故的外國領導人還有很多。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英國前首相希思、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