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封建论》

　　1973年8月5日，伟人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一首诗，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
　　【注释】
　　郭老，指郭沫若。
　　祖龙，秦政，皆指秦始皇帝。
　　秕糠，秕子和糠，均属糟粕。比喻没有价值的东西。
　　十批，《十批判书》，郭沫若从1943年中至1945年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后分别结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些观点自发表以来，在历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等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和争鸣。作者特别声明，他反对不加分析而笼统地表示反对或赞扬的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道理历史地进行批判的，“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作者说他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子，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作者对初期法家也是肯定的，而对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则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尖锐的贬斥。书中对一些具体人物的思想、历史作用的大胆评论未必精当，学术界至今争论不已。[1-2]   
　　子厚，柳宗元，字子厚；文王，周文王

　　【赏析】
　　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
　　在他看来，孔儒们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则不尽然。除了在文化教育上有些建树外，在事功上却常常说些空话。历朝历代的王公国戚个个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义道德”旗号，而真正为民谋福利和与民同甘共苦者，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在封建社会竟被捧为“圣人”，那些读了点“圣人”书籍的学子们，竟可以摇头晃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毛泽东的义愤，除五四以来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诗里说得明显：“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谓“秦政法”，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改成“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王朝任命，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唐代的柳宗元为此专门写了篇《封建论》，称赞秦始皇的这个改革。
　　从根源上讲，秦始皇的形象，则是那些儒生们弄坏的。原因是他发动过“焚书”和“坑儒”的事件。这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是儒生们的言论，让秦始皇成了“暴君”的典型。
对此，毛泽东认为是件值得“商量”的事情。怎样商量，诗里没有说。想其理由，不外一些儒生咎由自取，因为战国末期，方士吃香，不少儒生干起了方士的活儿，竟把秦始皇也骗了几回。而事实上，坑了几百个儒生后，秦始皇的政府机构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儒生。所谓“焚书”，因涉及中国统一后的“思想去向”，主要烧的是六国官书之类，汉兴之后，学统并未中断。这些，近世史家多有辨析。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倒车的。”—毛泽东如是说。
毛泽东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处，倾向法家一些 。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他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时候，毛泽东已经80岁了。
　　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
　　一位现代政治家的最后一首诗，竟是评价老去千年却遗风百代的两位历史人物。
　　千秋一阕，刻写历史，字字思索。千年一叹，厚今薄古，声声不倦。